难民署代言人姚晨探访马尼拉 与难民倾心交流

姚晨与马尼拉城市难民倾心交流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或许很少有机会知晓菲律宾的生活会如此美好：全民免费医疗，即使重病；全民免费教育，从幼儿园到博士；房价较低，人人爱欢笑。幸福指数较高，包括难民。

虽然嘴巴比别人的大一些，但对于约翰来说，姚晨与其他中国姑娘没有什么区别，坐在眼前的这位说话有些紧张的长发演员，以待任联合国难民署形象大使的身份，不远千里来到菲律宾，探访生活在城市里的难民们。在约翰身后，是九年前才爆发过的一座活火山，已经被开发成度假胜地。不过约翰的遭遇与自然灾害无关，他和妻子伊莎贝尔看起来甚至比其他菲律宾居民还要胖一些，这对无法公布自己真实姓名和身份的非洲难民夫妻，已经在菲律宾生活了23年。

23年了，他们当时所经受的压力丝毫没有减轻，他们惧怕来自祖国的危险。只愿意与中国的大嘴姑娘谈些琐碎的生活细节：坐“吉普尼”（一种公共交通工具）的付钱差异，对饮食和语言的适应，以及自己孩子们的小秘密——他们又在这里生下两个孩子。约翰夫妇对自己身份讳莫如深的原因大概来自于他的工作，他是一位博士，做专业性极强的工作，在来菲律宾之前，已经在印度流浪过两年，现在他们的菲律宾雇主给他们提供相对优厚的生活，这从他们举止优雅的神态和穿衣打扮的细节里可以感受到一些。

“菲律宾是亚洲对待难民最好的国家。他们很早就签署了《难民地位公约》，仅次于日本。”美国女士凯蒂负责亚太地区16个国家新闻事务。这位曾经在70多个国家工作过的前职业新闻人告诉来自中国的8名后辈：“人们关于难民最常想到的场景便是广阔的难民营里那一排排白色帐篷。但事实是，目前全世界1050万难民中大多数人生活在城市里。”

那些难民，在不同的城市里隐姓埋名，默默赚钱生活，把对祖国和亲人的思念压缩至最小，很少向外人表露，即便如此他们也面临着种种危险：随时可能被逮捕或拘留。为了获得卑微的工作机会，他们与当地穷人竞争，这同样能给他们带来内心愧疚和外部威胁。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姚晨一行探访了四个难民家庭，倾听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呼吸。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或许很少有机会知晓菲律宾的生活会如此美好：全民免费医疗，即使重病；全民免费教育，从幼儿园到博士；房价较低，人人爱欢笑。幸福指数较高，包括难民。

“我已经没有回家的必要了”

随着交流的增多，拘谨的约翰夫妇逐渐开始打开心扉。他们在逃离祖国之前，就已经获得了本科学位，懂得使用英语。“在菲律宾，即使是市场上卖菜的老太太，也会说英语。”约翰说虽然他们的英语很不灵光，但没有碰到太大的障碍。最大的苦难是如何不被遣返，“在飞往马尼拉的飞机上，我曾看到一张表格，写着‘菲律宾入境和遣返管理处’，我看到遣返二字，就感到心惊肉跳，现在好了，听说那个部门去掉了那两个字。”

约翰最开始获得了教友的帮助，他们都是天主教徒。而在这里，大部分人都是天主教徒，在教堂朋友的帮助下，他们联系到了联合国难民署在菲律宾的办公室，后者协助他们在这里获得一张“难民证件”，它可以帮助约翰家暂时生活在这个国家。随后，神秘雇主在得知他们的“特长”之后，为他们安排了住房和工作，“生活变得很美好，我们又在这里生下两个孩子，一共有六个孩子了。”妻子伊莎贝尔说。

“我已经没有回家的必要了。”约翰是个乐观的人，但说这句话的时候，还是能明显感觉到苍凉。他的父母都已经过世，而伊莎贝尔的父母也年岁已高，那是他们在祖国最后的亲人了。“菲律宾的生活非常美好，我们都已经在申请入籍，而在这里出生的孩子们，只要长到18岁，也可以自然入籍。”约翰最小的孩子已经16岁了，不但懂得母语、英语，还会说菲律宾语，一种连当地人都不常用的语言。

菲律宾历史上曾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二战中被日本人占领，后又被美国人控制过很长时间。这三个国家都在这个拥有七千个岛屿的国家留下了浓重的印记。在马尼拉的老城区，到处能见到欧洲风格的老建筑，他们的宗教信仰也源于当时欧洲传教士的努力。而在现代化的马路上，奔跑的几乎全是日本品牌的汽车：丰田、三菱、本田和尼桑，前两者占份最多。在生活方式上，人们也早已全盘美国化：说英语，吃快餐，唱“雷帝嘎嘎”，看好莱坞影视剧。

约翰一家从来没有居住过如此现代化的城市，“我们在非洲的首都，比这里差得太远，经历了很长时间，我们才适应了现代化的生活。”伊莎贝尔对马尼拉非常感激，是这里为她的家人提供了庇护之所，他们在水泥森林里隐姓埋名，不担心粮食和水，不担心身体生病，不为后代的教育操心——他们大多已经获得本科学历，取得相当体面的工作。

“我的雇主没有规定退休日期，我可以干到自己不想干为止。”科学博士约翰说。

“我在这里几乎实现所有梦想”

与约翰家相比，塞飞亚的生活更加戏剧性一些。这位苏丹高个子中年男人，保持着难得地健硕体型。他身上穿着黄色的“乐图”运动衫，卧室角落里竖着一双“足球钉鞋”，没错，乐观向上的塞飞亚热爱足球，曾经是苏丹17岁以下国家队的成员，假如他不是在留学期间往家里邮寄过几本书，说不上我们能在足球赛场上看到他的身影。

1988年，18岁的塞飞亚从苏丹来到菲律宾，在南部岛屿上的一所大学研修海洋工程，留学期间，他接触到不同文化的书籍，其中一些关于宗教信仰的图书尤其让他感兴趣，这些类似百科书式的读物，详细介绍了佛教、天主教等其他宗教的来龙去脉，这对从小接受伊斯兰教育的塞飞亚来说，非常新奇。为了分享这种新奇，他给祖国的几位亲友邮寄了几本回去。

事情出人意料，后果非常严重。苏丹当局查获了这几本书籍，并逮捕了收到书的塞飞亚亲属，还发布了逮捕塞飞亚本人的通缉令。“他们认为我在传播其他信仰，污染了自己国家的宗教事业。”塞飞亚不能回家了，他的亲友在监狱里待了一年半，而逮捕他的通缉令一直没有解除，他在异国他乡沦为难民了。

“从1989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的总统都是一个人，所以我也只能耗到今天。”塞飞亚的生活曾经非常艰难，政府切断了他的经济来源，他只能靠在学校里踢球获取当地的奖学金度日。毕业之后，由于拿不到工作许可，他每天只能吃一顿饭，好在他的菲律宾女友没有抛弃他。出身贫寒的莉兰宁一直陪伴着塞飞亚，并最终嫁给了他。

塞飞亚是曼联球迷，这位高大中锋曾梦想成为一名职业球员。现在，这是他唯一没有实现的梦想。不过在艰难度日的青年时代，足球拯救了他的生活，毕业之后，他靠四处“踢野球”谋生计，但是全盘美国化的菲律宾人，并不重视足球，而是热衷篮球，所以塞飞亚最终没有找到自己在足球场上的用武之地，成为一名船公司职员。

在船公司干过几年之后，他谋得一份为阿拉伯人教书的机会，后又曾倒卖医疗器械，最终他搬到马尼拉，成为卡塔尔大使馆的公共关系官员。“我的优势在于有文凭，在菲律宾取得文凭，相对来说还是较容易找到工作。”塞飞亚现在已经有了一个17岁的儿子，正面临高考，由于在电脑编程上的出色表现，他还刚而获得区长的嘉奖。塞飞亚希望儿子未来能够成为一名参议员。

“有大房子住，虽然是租的，有汽车开，虽然是使馆的，儿子成绩优异，一直是班长。”塞飞亚说，他对自己现在的生活非常满足，“我在这里几乎实现了自己所有的梦想。”他把对家的渴望化作每天网络上的阅读——“我每天去看关于苏丹的新闻，感觉那边局势越来越糟糕了，我真心希望祖国不要分裂！”

从塞飞亚家的窗户望出去，整个马尼拉尽收眼底，这是一个趴在海边的城市，除了CBD耸立的高楼，九成以上的区域都趴卧着矮房，红瓦闪闪的别墅区与铁皮覆顶的棚户区，交错排布，互有进退。大概是每年有二十多次台风袭击的缘故，这个城市并不奉行高楼主义。

“那就是南中国海，这里的每一丝海风都是从中国刮过来的。”塞飞亚指着海面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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