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海上传奇》是一封写给上海的情书

三月在电影学院一个公益活动上邂逅贾樟柯，端坐在主席台上的他至始至终黑超遮面。会后，有记者笑言贾导越来越时尚了，这让腼腆的他摘下了阿玛尼，老大不好意思。他说是自己的眼睛出了问题，戴墨镜纯粹“物理原因”。

自去年开拍以来便一直为圈内所关注的《海上传奇》(电视版 电影版)，显然让贾樟柯心力交瘁。直到电影7月2日上映前，坐在自家公司会客厅的他才偷得半日闲，同BQ讲述关于电影的前前后后。不同于以前说话时的习惯，他手中没有了一根接一根的香烟，除了间或取出瓶曼秀雷敦润湿下眼睛，过往“一天三包烟”的贾樟柯，现在改泡功夫茶了！

“对，我戒烟了，戒了八个月了。就是这次拍《海上传奇》,在台湾天太热了，有一天梦见电脑往外冒烟，一睁眼吓出一身汗。我就对自己说，戒了吧，身体都在给我预警了。”他指指窗外的阴霾，“就今天这光线，我那时都无法直视。”

很遥远，但能提供那些产品的地方

身为山西汾阳人，出道以来贾樟柯从不介意自己“县城文艺青年”的出身。但这一次，穿着Tod's板鞋,戴着LV手表，一身阿玛尼休闲装贾樟柯呷了口茶，娓娓道来间剥离了峻急与严苛，依稀氤氲着一丝海派的慵懒与自信。

他告诉BQ，自己从小和上海的接触便“很独特”，“我1970年出生，记事时是在文革前后。那时候家里面所有重要的日用品都来自上海。‘三大件’，手表、收音机到后来家里条件好一点，电风扇、电视机也都是上海的，包括吃的大白兔奶糖，洋娃娃饼干桶……我是用这种方法来认识上海的。”

所以，在他幼年的记忆里，上海就是个“很遥远的但能提供那些产品的地方，但是对它没有任何感情上的联系、连接。”上世纪90年代初，贾樟柯在电影学院读书，他发现从1993年开始有很多民国时的作家著作开始再版，“而且他们也让谈论了。你比如说对胡适的评价有正面的声音了，张爱玲的小说大行其道了，一下子你会发现一部‘过去的现代史’！你再仔细去抠，他们的过去都被遮蔽过，被改写过，而他们的生活原点往往都在上海。”

开始对过去的历史感兴趣，贾樟柯把这称为自己对上海认识的第二阶段，“就是猎奇”。“你会发现中国那段历史里重要的人物都在上海活动过中国共产党是在上海建立的，包括大韩民国政府也在那里成立的！你会发现上海的现代化程度之高、之早是那么地惊人，很早就有高尔夫，有跑马场、赛狗场。”《海上传奇》中第二个出场的人物是民族资本家张逸云的孙子，老人家一张口的洋泾浜，“houseboat（游艇）,一个单词就说明白人家真的玩过，真的家赀万贯过。”

在校园里的贾樟柯第一部关于上海的影像构思是拍“四·一二 事变”，他收集了很多资料，

却很快明白了“这根本就拍不了。”毕业后他索性拍当代现实题材，而“现实”也马上就吸引了他，“所以‘历史’的计划就被搁置了。但中间还是计划过拍纪录片，因为这些人马上就不在了，他们的儿女也年龄很大了……记忆会被他们带走的。”

绝对不是上海人能拍出来的

从拍《小山回家》初露头角，到《三峡好人》捧回金狮，贾樟柯作品中的中国影像显然和各种惯见的宣传片、风光片们不一样，粗粝质朴的影像描摹地是连很多中国人自己都不熟悉的“那个中国”：拥塞、喧嚣、挣扎、困顿、茫然、彷徨，甚至脏兮兮，那是一言以蔽之的乡土中国，抑或，称为“变化中中国的另一个断面”……“我所有的作品都来自自己的经验。”他曾说。但展现上海，显然不在贾樟柯的“经验”范畴以内。

“世博是个很好的契机，没有世博我想上影厂也不会想拍一部这样的电影。”贾樟柯说。2006年的某一天，他接到了上影老总任仲伦的电话，“他说想一起拍一部关于上海的电影。而且，拍什么都行，怎么拍都行。”

能够携手结缘，贾樟柯说自己和任仲伦最大的契合点在于“都是学理论的，容易找到共同语言。他明白上海导演当然有更多的体验，但是不一定就可以转化为成熟的影像。”而相互说服的过程中有一个小故事，“我当时就跟任总说，我第一次见外白渡桥是父亲出差回来带的包，那是一个绿色的帆布包，包外面用白线勾勒了一个外白渡桥的形象。他一听，嗯，就觉得这个感觉抓对了。”

贾樟柯当然要拍纪录片。他坦承自己借重了杂志“口述历史”的形式，并说自己本就特别喜欢“雕塑群像的感觉”。“到《24城记》是一个尝试，但是群像的感觉不够，只有九个人物，五个真实人物，四个是演员。结果银幕效果出来，人们还是很自然地划分了演员和群众，群像感就没有凸显出来。”

而“上海人”为贾樟柯的“雕塑冲动”提供了媒材。“这次机会特别好，上海这个城市历史特别广阔，活动的人物职业也非常复杂，真的是四方聚居，五胡杂处。”在《海上传奇》中有19个人物，18个都是真实的人物。“赵涛在里面扮演一个过去的人，虚构的人，在我看来她就是一个游魂。每个人对游魂的理解不一样，我为什么要让她穿旗袍呢？”

2008年初，电影一千多万的投资到位。真的要做了，摆在面前的还是两个绕不开的工作：找人，找景。“找景”按照贾樟柯的拍摄习惯，“就是坐汽车找嘛，在北方都是坐着汽车看，但在上海找了几天后，我觉得不行，上海楼中有楼，园中有园，弄堂套着弄堂，拐弯抹角的地方太多了，单行线太多了，汽车抵达不了的地方太多了。”于是，他决定带着自己的奥林巴斯卡片机和腿“自己走好了”。“副导演都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一开始兴高采烈地跟着我走，走了一星期都趴下了。”

贾樟柯走了一个月，拍了一个月。“电影呈现的只是一部分，可我实际上拍了80个人，有一半是在上海拍的，每个人都要选择一个空间拍他，空间特别重要，上海每个区的性格是不一样，卢湾静安寺一带和杨浦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个月他的一天的日程表大抵是这样的：每天早上六点从上影厂附近的万体馆出发，司机把他送到要去的某个点，“完了我以此为圆心开始步行，晚上六点半司机再来接我，饿了就在路边吃个面。”

据说片子粗粗拍成后，先在上影内部“过堂”，“上影艺委会老导演坐一排，他们看完给的一条意见就是‘这部电影很独特，绝对不是上海人能拍出来的。’”贾樟柯说这时候，“自己才算吃了定心丸。”

卖不卖得好是最大的反馈

贾樟柯坦言，没有世博，就没有《海上传奇》，但他强调“这部片子绝对不是为世博服务的电影。”他原想赶在五一前把片子做出来，当成世博文化中心影城里的“驻会电影”。可原定4月28号首映，五一期间发行的计划还是被搁了浅。

“素材量太多了，中间我出了一个意外，眼睛受伤了。”他拍了80多位受访人，每个人都是敞开来谈，素材体量每个都在三四个小时以上，而且除了人之外，还有大量空间的记录，“可等这在剪片子的时候就要了命了，要找到我要的点就必须快进，光不停地闪，有一天我点了眼药水，可醒来就发现什么都不敢看了。”话接前文，贾樟柯说之所以这半年走哪都戴阿玛尼，完全是怕见到光，“这当然延缓他我剪辑的速度，可急也没用。”

话说捡不如撞，五月间贾樟柯忽然接到了戛纳电影节组委会的邀请，可带子寄往法国途中又碰到了冰岛火山喷发，“在法兰克福延迟了三天，差不多是明天要首映，今晚才送到，等于最后一刻赶上了。”

最终，《海上传奇》入围第63届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在贾樟柯看来片子“卖不卖得是最大的反馈”，他说《海上传奇》的全球版权卖给了法国的第三大院线MK2，具体金额上他称不便透露，“是比《24城记》低一点，但《24城记》拍好的时候还没有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对欧美的影像立竿见影，这不同于中国有一种‘独特的繁荣’。”在欧美经营艺术院线颇有手腕的MK2拿到版权后一个小时便卖个一家法国公司发行，随后美国、日本、韩国的卖片也变得水到渠成。

《国际银幕》（问胡若文英文拼写）对《海上传奇》的开篇评价是“假如你对上海一无所知，你也会被电影打动；假如你对上海有所了解，那你便会沉溺其间。”通过讲述呈现个人经验的电影获得“超越语言，超越历史背景”的褒扬在贾樟柯的作品履历里不是头一遭了，他说更喜欢当地一家不知名报纸的报道，“在这部电影里，有回忆、有建筑，有纪实、有虚构……这似乎是导演一封写给上海的情书。”

对话贾樟柯：“说话，是纪录片最有力的形式。”或“呈现讲述者把内心故事讲出来的刹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