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虹飞不愿再谈论黄健翔：我的愿望是月入万元

吴虹飞。

长江日报9月15日报道 (记者胡孙华) “幸福大街”摇滚乐队主唱、出过8本文集的作家、知名媒体记者、清华大学工文双学士……一个头顶这多“光环”的文艺女青年，你猜她现在的最大愿望是啥？她说：“我最大的愿望是月收入1万元。”她，就是曾被评为与李宁、金庸、海岩等人并列的“中国跨界英雄”——吴虹飞。

作为全国巡演第3站，12日晚，吴虹飞带着她的乐队来武昌VOX酒吧演出。在接受专访时，她终于坦露出她的狂躁摇滚乐、纠结的文字、叛逆的言行背后隐藏的辛酸、浪漫甚至扭曲。

希望月收入上万元

在武汉巡演期间，吴虹飞住在鲁磨路一带99元一晚的宾馆，房间里没有窗户，很闷很潮湿。实在难受，以至于她深夜跑到一个生疏男人、有窗户的房间里过了一晚。她说：“这不是艳遇，那里有两张床，我们分床睡的。”巡演中，她和她的乐队共5个人，包括交通、食宿在内的开销大约要3000-4000元。那晚，酒吧里专门来看她演唱的人有百来位，50元一张的门票让她和酒吧都小有盈余。她说：“能赚到路费，还能分点小钱，这已经很不错了。”

2003年，她有一次在北京一家酒吧演出，结账时乐队每人分了28元。“我往返打车46元，还亏了18元。”经过十年坚守，吴虹飞被认为是继内地眼镜蛇乐队、罗琦之后最具个人风格的女性摇滚歌手之一。但她说没在音乐上赚到钱，第一张唱片印了1万张，但不晓得最后卖了多少。相反，她出书、工作赚钱，是为了养活她的摇滚乐队。

谈到这儿，她说：“我现在最大的愿望是月收入1万元，可以买个小房子，我和乐队在那里排练，完了我请乐队、请朋友们喝酒，想喝多少喝多少。”

让格非老师很失望

在文学圈，吴虹飞出过包括小说集、随笔集、访谈集在内的8本文集。其中，2003年出版的小说集《小龙房间里的鱼》、《阿飞姑娘的双重生活》闹出了很大动静。著名作家格非非常看好她，甚至说，吴虹飞最有可能成为第二个王安忆。

格非是吴虹飞在清华读文学硕士时的老师。看了吴虹飞写的小说，格非劝她好好做个作家，做个像王安忆那样的大作家。现在谈及此事，吴虹飞说：“那些话已经不算数了，格非老师已经对我失望了。”

对于写作，她说自己也没有什么规划。虽然被划为新锐作家的代表之一，但她说有时不大确定自己是一个作家，因为在她看来，非要写出点人类的永恒的孤独感才能算作家，而她写的大多是关于自己的言情类小说。另外，向别人介绍自己时，她总是把独立乐队主唱放在前面，虽然她出的书要比她的唱片卖得多，可以挣钱。

不愿再谈黄健翔

吴虹飞曾经很“红”过，不过“红”的方式很另类。4年前，黄健翔与吴虹飞的网络“骂街”让很多人记忆犹新。时为《南方周末》记者的吴虹飞采写了一篇黄健翔的专访，用黄健翔的话说，文中将他描绘成“一个乖僻孤独自私的人”，让刚离开央视的黄健翔愤怒之极，于是双方用一些肮脏甚至不堪入耳的词在网络上对骂起来。吴虹飞名噪一时。

虽然“红”了，但不少网友将矛头对准了吴虹飞，甚至进行人身攻击。有的说：“那个女记者想出名，就这么简单！”有的说：“吴虹飞就是为她即将出版的新书炒作。”有的说：“吴虹飞用芙蓉姐姐的路线把自己炒红了。”但吴虹飞没有理睬。

现在，吴虹飞不想再谈起那个事件。她说：“当时那个事情挺莫名其妙的，当时采访他只是作为记者的一个工作而已，我不是一个想来事的人。”

摇滚只为讨好爱人

可以说，导致吴虹飞现在另类、分裂的生活态度和方式，全是因为摇滚。十年摇滚路的坚守，是吴虹飞今天的骄傲，也可能成为她永远的痛。

当年，还在青春期的吴虹飞爱上一个乐手，为了让他爱自己，她走上摇滚路。她说：“我只想讨好他，我要认真专注地做好摇滚，想知道他在想什么，想他爱我。”每年巡演，吴虹飞都要带着自己的乐队去找那个人，“但他不为所动，挺受打击的”。

吴虹飞新专辑《再不相爱就老了》，也是献给爱人的。她说，在曲子里加入钢琴、小提琴和大提琴，这些很美的乐器，配合着LO-FI的鼓，以及某些音色的LOOP，都会产生一种迷幻感，很适合“飞大麻”的人听。“我就是想让喜欢‘飞大麻’的他能更享受一些。”但现在，她说：“我终于感到这种浪漫、乌托邦式的求爱是没有用的。我以后可能会世俗一点。”坚守了10年的乐队会不会忽然解散？她不好说。对这些年的坚守，她没有说后悔，但她感慨道：“幻灭感特别重。”

想给父母开米粉店

吴虹飞出生于广西，侗族人。当年以高出录取线80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后，在读期间，虽然不算高材生，但她拿到了环境工程、中文系科技编辑双学士，还读了现当代文学硕士。毕业后，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国有出版社当编辑，因为玩摇滚，没怎么上班，被单位开除。后来，因为要生活，只得频频换工作，当过记者、编辑、教师以及艰深文学史研究者，但又放弃不了摇滚，结果也是屡屡被“开”。为了摇滚，她放弃了很多成为“中产”的机会。她说，这次出来巡演，她也没向单位请假，挺害怕再次丢了饭碗。

此前，吴虹飞很少谈论过她的父母和家庭。现在，她说，父母以前一直是让她读书读书，长大了有出息，后来看她太任性，也就没再管她。远在广西的父母已经退休，家境小康。她说：“我从没有给家人挣过钱，想过以后赚点钱在北京开家米粉店，让父母去卖粉。这也可能是我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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