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或登卫视 崔永元《我的抗战》“抢救”历史

第12集 《反扫荡》

第13集 《敌后武工队》

崔永元 早报记者 赵静 图

作为崔永元“口述历史”系列纪录片之一，《我的抗战》似乎并没有在“资金受阻、放映受限”的消息下偃旗息鼓。据了解，该片将于本月15日起正式登陆荧屏——播出时间为零点以后，并且电视台没有用钱买——参与首轮播映的全国80家电视台均为地区电视台，上海暂时没有播出频道。据悉，此次播出的版本与此前网络播出时一致，总共32集。

尽管推广的过程似乎举步维艰，但网络播出收到了观众的不错反响。从对纪录片的探索来看，或者仍能提供些许参考。

明年可能登陆卫视

此次纪录片《我的抗战》首轮播放集中在收视有限的地方频道，比如北京的教育频道、重庆科教频道，以及天津、南京、杭州、台州、温州等地区电视台，上海地区暂时还没有播出频道。

据悉，《我的抗战》原本计划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却因为“央视频道改版错过了”。无奈之下，崔永元便去地方电视台寻找买家，都被婉言谢绝，原因是“纪录片的收视率太低，不能给电视台带来广告收益”。目前达成的协议是——不用钱买，以广告时间置换，放在零点以后，要自己拉广告把广告时段填满。制作方计划，假如一切顺利，明年初《我的抗战》有可能登陆卫视频道，甚至重回央视频道。

今年7月《我的抗战》制作完成后，紧接着8月就选择了在网上“首播”，据该片制片人胡小鹿介绍，这在国内纪录片的播出上尚属首创。在此之前，国内纪录片的常规播放渠道为两种：电视台和民间组织展映。尽管题材本身带有话题关注，但是网络播映的效果和口碑还是出乎了制作方的意料，比如不少年轻网友表示“非常震撼”、“从中得知了很多以往所不知道的史实”、“对历史的记述不应该忽略亲临者的声音”。胡小鹿对早报记者谈及时仍有惊喜。

最初在选择首播渠道时，制作方也曾犹豫，因为要实现预期的80个城市统一播出需要多方协调，并非易事。而考虑到互联网的特性，包括它的社会影响和互动作用，并且网络播放和电视播放也没有大的冲突，最后才决定尝试网络首播。“我们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试试看。《我的抗战》采用了比较生动的表现形式，比如版画风格，这也是因为我们并不愿把纪录片做成很沉闷、很严肃的样子，而是希望有更多年轻人来看，这个人群和上网的人群恰好有较多重合。”胡小鹿说。

网络播映带来的更多是年轻观众，胡小鹿说，这和他们的策划预期是比较一致的，这样的效果“挺好的，让电视台在播出前也看到了反馈”。在尝到网络首播的甜头后，制作方表示将会有意尝试更多新的播出渠道，比如新兴的手机电视。他们认为，纪录片不只属于小众群体。

八年时间“抢救”历史

《我的抗战》每集均有一个主题，所表现的或是关键战役，或是人民武装，或是国际援助，或是武器补给，或是战时情感，或是伪军战俘。据了解，以尽可能完备的细节与侧面还原战争的全貌是拍摄此片的初衷。由于以口述形式为主，《我的抗战》的采访收集工作最为艰辛，因为这算是一项“抢救”工作，被访者因年事已高正在逐一离开。在这项与时间赛跑的采访中，“每年都有上百位亲历者去世，常常是节目组找到老人时，他们已经重病在身甚至已经离世。我们资金有限，也不能组建更多的采访小组去各地，往往有人提出等身体好点再接受采访，最后就成为了永远的遗憾。”

总共算起来，片子的收集和后期制作时间约有三年，胡小鹿澄清说，媒体报道的“八年”其实是指整个口述史纪录工作开展至今。但终归是不算短的制作时间，这意味着对于制作团队的毅力也有要求。五六十名工作人员在过去八年共采访了3500多人，最后选用了300多人，直接参与抗战的有200多人，力图用普通人的个人视角来讲述那场战争。据胡小鹿介绍，《我的抗战》的制作团队中既有新人，也有来自《电影传奇》时期的“老员工”。“他们经常返工，直到总导演和小崔点头通过。”提及制作工作的艰辛，胡小鹿说，“这都是一批对纪录片有情感的人。”

事实上，假如放眼望去，纪录片工作者以理想和情感为驱动的一直很普遍。日前崔永元被问及做纪录片需要哪些素质时，他的回答是：“纪录片与故事片都需要真诚，纪录片还需要理智和客观，这是专业纪录片制作者必须有的素质。”这又不禁让人想起在近日一项 “中国100位主持人公众形象满足度调查”中，崔永元老师名列榜首，该榜单便是从专业素养、公益行为、社会影响、道德修养、商业价值几个方面进行评判的。

谈到对于国内其他纪录片的借鉴作用，胡小鹿认为《我的抗战》并不具有典型性，因为这其实是一个公益性质的项目，这部片子并非按照商业模式去制作发行，商业利益也不是放在第一位的。可为纪录片同行提供参考的，或许还是它在制作和放映方面的探索。

据悉，《我的抗战》明年还计划推出50集，聚焦驼峰航线、对日诉讼、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长沙会战等内容。(早报记者 肖婷)